相对于路德的时代, 现代人更爱以工作来定义自己。
那密密麻麻的日程、许许多多的承诺、陷入千头万绪的境况, 往往叫我们精疲力竭, 再也弄不清孰优孰次, 或无法判断这事是否真的值得去做。一直以来, 工作被视为对属灵生命有损无益的, 它意味着「世俗」的取舍, 对家庭的忽略， 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妥协。来自工作的压力, 无论是失败或事情发展不如己意, 也令人心疲力乏。可是无论如何, 工作仍然盘踞在我们生活的中心, 也是我们雄心和成就所系之处。
当我们问小孩子: “你长大之后, 想成为怎样的人?” 我们脑海中不会预想“成为善良的人”、“热爱大自然”或“爱好广泛”这些答案, 只会等待他说出具体的“工作”。我们会期望孩子说:“我想成为一名医生”、“成为工程师” 或 “当一个科学家”。我们的本质已经与自己的工作职务紧紧地连系在一起了。
无疑, 像这样把自我与工作拼合起来, 可以说是一种违反常态的扭曲。工作往往成了我们的托辞, 让我们逃避一些可能是「更重要」的身分责任, 例如「我是一个丈夫」、「我是一个父亲」或「我是一个公民」。那些没有任何薪酬支配、但承担极为重要工作的人——就如一个照顾家庭的妻子和尽全力养育孩子的父母——却被视作不算“工作”, 要把“全职工作”放在优先地位。就在我们互相比较职位高低, 以职业的名望来衡量个人价值的时候, 工作就变成了地位比拼游戏, 谁也无法逃离被「工作标签」定义我们身分的厄运。
正如前文所说,在现实的世界中, 许多事情或问题占据了我们的心思, 就像: 如何建立美好的家庭, 应该怎样教养孩子。同时,我们也被经济问题所支配: 怎样赚更多的钱, 怎样花费在我们需要和喜爱的东西上。还有政治问题: 公民的责任和其带来的挫折、政府政策和法律系统等,都在影响着我们。
在这一切争逐之地, 我们耗尽了大半生。然而,在「召命」教导的光照下,这一切被赋予意义和方向。
